台湾散文家、诗人、画家，讲述绵延三代的蒙古草原情结

席慕蓉 祖籍内蒙古，生在四川，童年在香港度过，成长在台湾。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艺术学院，专攻油画，曾获比利时皇家金牌奖，布鲁塞尔市政府金牌奖，1968年欧洲美协两项铜牌奖及1987年台湾中兴文艺奖章新诗奖等。曾在国内外举行10余次个人画展。出版有诗集、画册、散文集及选本等50余种。　　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席慕蓉新作《蒙文课》、《追寻梦土》。

　　带着浓浓的原乡情结还有两本关于蒙古草原的新书，66岁的席慕蓉回到了大陆读者的视野。日前，作家出版社出版其最新作品《蒙文课》和《追寻梦土》。

　　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写《七里香》时的席慕蓉了，而是一个张口闭口都要谈蒙古草原的席慕蓉。父亲的乡愁也许比她更浓厚，却最终也没有回到故土去看一看。子女的乡愁受了母亲的影响，但和大部分异乡游客一样疏离。席慕蓉的乡愁介于这两者之间，她热切地想要回来，不断探索和找寻。三代人对蒙古草原的不同感受与感情，似乎也暗示了一个相似群体的某种思乡情结，以及其中不可避免的渐行渐远。

　　童年记忆 永远的插班生

　　父亲啊 母亲

　　在故乡这座课堂里

　　我既没有课本也没有学籍

　　我只是一个旁听生

　　———《旁听生》

　　年少的时候在家里，父母都是用蒙语交谈，只能听懂几个单字的我，有时候会故意捣乱，字正腔圆向他们宣示：“请说国语。”母亲常常会说：“好可惜！你5岁前蒙古话说得多好！”外婆曾对我说，土生土长的蒙族孩子生来骑得好马，唱得好歌，讲得流利的蒙语。只可惜一入小学之后，就什么都忘得干干净净了，外婆的口气带着几分责备和惋惜。

　　我接触到的第一部启蒙读物是《古诗十九首》，自己的乡愁是从读到“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开始的。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父亲讲故乡的风光。冬天的晚上，几个孩子围坐着，缠着父亲一遍又一遍地诉说那些发生在长城以外的祖先们的故事，靠着在一些杂志上发现的大漠风光照片，和一年一次的圣祖大祭，故乡的印象在我的心里一点一滴地拼凑，并逐渐成形。

　　我大概初中就开始在日记本上写诗了。我一直是一个不断换学校的插班生，那个时候因为流离的生活、战乱，我不断地换学校、不断地换班级，我永远是站在门外的那个插班生。我那么小，不懂得这是一个相处了很久的团体，所以就造成了我总是站在门口，觉得这么快乐的一个班级里，我不被接纳。那样的不快乐，我没有办法跟父母说。即使我有一个很甜蜜的童年。我的家已经很努力地保护我了。我不知道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类的心理，我以为我自己有错，我以为我有什么原因让别人不喜欢我，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自己在日记本上写，跟自己对话，我要找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我的日记本。

　　慢慢的，在日记本上写一些短短的句子。如果问我为什么写诗，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必须要把我的心事讲出来，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寂寞，还是因为我慌张或是惶恐，总之我不被接纳。那谁接纳我呢？我的日记本。所以我开始写诗的时候，我想是因为一个年轻的孩子，在一个流离的年代里，很渴望被人接纳，而没有办法完全得到。

　　追寻原乡 在岛上感触乡愁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可以锁住我的笔 为什么

　　却锁不住爱和忧伤

　　———《为什么》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溥心畲老师给我们上过一学期的课。他并不教我们绘画的技巧，却先讲五代官制，还让我们对对子，作诗填词。我交上去的作业，有一首诗试着揣摩征战中蒙古男儿的心思，这是笨拙的尝试，老师却注意到了。过了几天，他让自己的入室弟子抄了两首蒙古将军写的关于战争的诗给我，那张纸我留到今天。

　　我其实是在溥老师的课上才学着平仄去作诗填词的，每次老师看了都会微笑。有一次溥老师跟同学讲：“像这位女同学就是一块璞，要琢磨之后才可能成玉。”那张写了“璞”字的宣纸被老师身旁的一个香港侨生抢跑了，我傻傻地坐在桌前动也不动。

　　我们那届学生是老师最后一班学生，一学期后，老师身体不好没有再来，后来就传来去世的消息。我想，我可能很早很年少时就开始了这种对原乡的追寻，只是自己当时没有察觉，老师也不想先说出来吧。

　　台湾的七八月台风最厉害，有时候气压低的时候，也许第一个台风五月就来了。台风来的头一天的晚上天空是很可怕的。暗的云、红霞，风感觉跟你平常日子的晚上不一样。有时候我在山坡上散步，就能感受到台风来之前的那个感觉，是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好像是说我一个冬天没见到你了，你又要来了。当我提前感受到台风的时候，我觉得比起一个没有来过台湾的朋友，我是台湾人了。

　　可是有一年，当我有这个念头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跳出来说，难道你就要在一个岛上过一辈子吗？我知道这是从我心里发出来的声音。我当时的感觉是，愣住了，在那一刻我知道，有一个我从来没有察觉的我，一直住在我的身体里。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发过一次语，一直到我这么有一点沾沾自喜，觉得我真是台湾人的时候，他忽然间说，你就要这样在一个小岛上住一辈子吗？

　　有一次，我陪老朋友林怀民回他的台南老家，在街头遇见的老头老太太，都会对林怀民点点头说一声，“你回来了”。这让我印象深刻，林怀民回老家，对这些邻居而言，不是林怀民回来了，而是谁家的孩子回来了，但我却没有这么一个地方。

　　走在自己梦里

　　初回草原

　　走在自己梦里

　　我折叠着我的爱

　　我的爱也折叠着我

　　我的折叠着的爱

　　像草原上的长河

　　那样宛转曲折

　　遂将我层层地折叠起来

　　———《我折叠着我的爱》

　　1989年8月底，母亲已经逝世两年，在父亲的祝福下，我开始了自己的溯源之旅，从北京向蒙古高原前行。

　　别人会问我，你怎么这么晚才来？你不会早来吗？早，不准我来。1989年8月1日，我在公立的新竹师范学院美术学系教油画，我们属于工教人员，在这之前不准进大陆。

　　1989年8月1日宣布解禁，我1989年8月二十几号，就在我父亲的草原上了，我等了这么多年。

　　我的父亲一直在德国大学里教蒙古语文，退休以后还住在莱茵河河边。我要去老家以前，先到德国去跟我父亲补习。和父亲在慕尼黑大学里散步时，我们遇上园丁除草，泛起的草香让父亲怀乡：“好像家乡的草香啊！”

　　父亲帮我找了一位他的忘年交，比我大几岁的一位住在北京的诗人尼玛先生，他说让尼玛带你回家。

　　所以1989年的时候，我跟着尼玛大哥和另外一位朋友，还有我的从台湾来的一个朋友，我们四个人，他们三个人一起陪我回家。

　　四十多年来，我是家里第一个见到了父母故乡的孩子。我觉得不可置信，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可是我觉得来过。

　　过了张家口到了张北就开始上坝，一层层的坝上去以后，看到起伏不定的草原，我心里说不出来，就是觉得来过，像是走在自己的梦里。

　　回到内蒙古草原的我，嗅见草香气味那一刻懂了父亲，那真是长城外才有的清香。

　　又想起以前欧洲旅行时，父亲总嫌远山妨碍视线，当我站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原野上，终于有了同父亲一样的感叹，草原就是那么辽阔，一眼可以看到地平线。

　　回到台北，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打电话，然后把在内蒙古拍的相片贴成厚厚一本，每张照片配上自己的说明与感受，写得满满的给父亲邮寄过去。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愁惘

　　仿佛雾里的 挥手别离

　　离别后

　　乡愁是一种没有年轮的树

　　永不老去

　　———《乡愁》

　　在旧的户籍法里，孩子都跟着父亲的籍贯，所以，我们家里就有三个山西人，一个内蒙古人。女儿和儿子在台北出生，在新竹和龙潭长大，从来没有背负过什么“血脉”包袱。对于我在家里不时发作的“乡愁”，他们是一种容忍和观望的态度，女儿甚至还曾经对我说过：“妈妈，你怎么那么麻烦？”

　　女儿和儿子以前都不看我的书，但有一次，儿子出国，在飞机上看我写的《异乡的河流》，看到他外祖父那段泪流满面，开始理解了我。还有一天，正在美国读书的女儿突然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我说：“妈妈，我现在明白你为什么会哭了。”那是纽约州的一个午夜，女儿刚听完一场音乐会回宿舍，她说学校里来了一个图瓦共和国的合唱团，唱的歌以前也听过，那时听完什么感觉都没有，可这一次他们在台上一开唱，女儿的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好奇怪啊！我周围的同学都是西方人，他们也喜欢这个合唱团，直说歌声真美，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那歌声除了美之外，还有一种好像只有我才能了解的孤独和寂寞。我在想，原来妈妈的眼泪是这样流下来的。”之后她对我说：“妈妈，带我去蒙古高原。”

　　女儿给我打这个电话是1995年的春天，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动身了。在北京的晚上，我们在王府饭店吃自助餐，女儿拿着菜单读着玩，什么广州烩饭、扬州炒饭，我问她要不要试试？她说没兴趣。

　　到了内蒙古，我特意安排住在乌兰巴托饭店，因为女儿第一次去，这里的饮食有西式和蒙古式可供选择，但女儿还是觉得我多虑了，她说她什么都可以吃。等到过了几天我们飞到蒙古共和国的时候，女儿胃里的“乡愁”就慢慢体现出来了。

　　虽然眼前的风景是美得不能再美的风景，眼前的食物是蒙古得不能再蒙古的食物，但女儿对现杀现烤的羊肝还有朋友们一起灌了一下午的血肠都兴趣不大。晚上临睡的时候，女儿悄悄在我耳边说，这几晚她都在默念王府饭店的菜单，回北京后想去吃扬州炒饭。

　　后来我再去德国时，把女儿的经历转述给父亲听，父亲在听到羊肝和血肠时叹了口气，说：“唉！那可真是好东西啊！”

　　像那草原千里闪着金光

　　像那风沙呼啸过大漠

　　像那黄河岸 阴山旁

　　英雄骑马壮

　　骑马荣归故乡

　　———《出塞曲》

　　父亲八十岁后还到处旅行，但他却不肯应邀回内蒙古讲学，他说：“老家的样子全变了，回去会有多难过。”

　　到了蒙古高原后，我曾经访问过几位老人，在一万多字里，写出他们颠沛流离的一生。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应该也对父亲做一番更深入的了解。

　　1998年父亲去世，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可是已经晚了。我一直以为，父亲就是父亲，我会和他撒娇，他不满足我的要求，我还会生气。直到父亲追悼会，我才明白自己一直用女儿的眼光来看生活里的父亲，那范围是何等狭窄。父亲在德国教了那么长时间的蒙文，让许多人走上蒙古文化研究之路，我却一直忘了问问他思乡的情感。

　　这些年，我常常来到蒙古高原，每次来就是走路，走到晚上回到旅馆。以前是写笔记，每次去都写满一本一本，到后来就累得没有办法写，用小录音机讲我今天干吗干吗，怕忘记。回去以后就听，有的就拿来写。有时候一年一次，最多时一年四次，春天去看大兴安岭的杜鹃花，或者在六七月的时候去看森林，七八月的时候去看草原。曾有老家人邀我定居，我婉拒了，唯一的原因是受不了零下二三十度的寒冷。

　　大家比较知道从前那个写《七里香》的席慕蓉。可是这个从前的人，也一直在过日子。我没有停在20年之前，不是我故意要停在那里，是因为我非走不可。

　　有一首歌叫《大雁之歌》，一只大雁在天上飞，老人跟它对唱。老人说你飞走了又飞回来了。大雁跟老人说，你不是一个年轻人吗，怎么变老了？老人说，不是我自己要变老，是时光的逼迫，让我不得不老去。我从《七里香》的那个年代不是故意要走到这里来的，我只是跟随着一种心里的渴望，或者是刚好有一个机缘，或者是这个土地的呼唤。

　　口述/席慕蓉 C13-C14版采写/本报记者 姜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