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伦·安，原名凯伦·安·扎德尔（Keren Ann Zeidel），1974年生于以色列，11岁移居巴黎。9岁学吉他，后来还学过口琴与单簧管。上世纪90年代，凯伦遇上了伯乐本杰明·拜欧雷（Benjamin Biolay），两人从此开始了硕果累累的合作。1998年凯伦发行了几张单曲。2003年凯伦·安发行的《哪儿都不去》唱片，传唱广泛。与纽约的爵士乐厂牌Blue Note签约，和诺拉·琼斯同门。2004年，凯伦·安发行一半英文一半法文的《诺莉塔》（Nolita），首次没有跟“伯乐”合作，但唱片延续着凯伦·安的独特暖色。

　　5月11日，“愚公移山”酒吧门外人龙排得很长，门票早早就卖得一干二净。

　　他们来捧的是四国混血才女音乐人凯伦·安的场。首次中国巡演，首次亮相北京，凯伦·安（Keren Ann）说这是自己好几年以来夙愿的实现，因为她早就知道这里有一大批“文艺青年”乐迷。原本只有上海与香港两站，香港的门票第一周就售罄，加演了一场；后来加上了北京站，门票也是早早就卖得一干二净。

　　“文艺青年”爱的，自然流露“文艺范儿”。5月11日的最后一次返场，凯伦·安要求关掉所有灯光，在黑暗中清唱了一曲巴西爵士名曲。气质与她的唱片一脉相承。2000年，凯伦·安发行了首张专辑《鲁卡·菲利普森传》（La Biographie De Luka Philipsen），当中融合了trip-hop、民谣与法国民间歌曲。凯伦·安，集创作、演绎与制作于一身，她歌曲中国际化的元素———包括了犹太民间音乐、俄罗斯文学、法国诗篇的取材，以及带点忧郁的文艺气息，加上总像刚睡醒一般的标签式声音，刚传入中国便迅速俘虏了大批年轻人。

　　深色中长发的凯伦·安，坐在记者面前，笑说剪过短发，但发现不像自己的风格，于是要重新留长。

　　在凯伦成为走红艺人之前，她就是位多产的创作人：曾给刚去世的法国民谣前辈亨利·萨尔瓦多最畅销的专辑写过不少歌。如今，凯伦·安主要以巴黎与纽约为“根据地”，并穿插出版英文、法文的唱片。

　　新京报：第一次来中国，觉得上海和北京的乐迷反应如何？

　　凯伦·安：很自然，像在自己家门前一样。这两天在这个陌生的国家，我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本来有点不适应，但现场乐迷却会合唱我的歌，一下感觉跟他们都融在一块儿了。这就是先有了一批熟悉你的乐迷的优势。前几年我就一直想到中国来，这次有机会，我说一定要来，即使少了两个乐手。

　　我喜欢噪音，但我很安静

　　新京报：你身上拥有四国血统，这种国际化的背景对于你的音乐创作有什么影响？

　　凯伦·安：从去年4月开始，我就一直在路上———巡演。不过最近我在纽约住的时间最长。巡演到今年7月结束以后，我跟丈夫计划要在以色列找一个新的地方呆着。身上的多种血统，我觉得远不及我成长以后经历过的环境对我影响那么大。比如说在巡演的过程中，其实就对我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作为音乐人的角色，也在持续影响我的创作。

　　新京报：你创作时需要怎样的“影响”？

　　凯伦·安：我的灵感就来自我的生活。或者不那么煽情吧：写歌，在某种程度上，是给你的情感与生活状态提供一个摸得着的形态。即使是最简单的一天，无所事事，我也许在歌里生安了一个故事，但里面的情感一定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我喜欢通过旋律、歌词、配器、节奏去催生各种情绪。我喜欢音乐里的建构。有人问我是不是安静的人，我的回答是：我喜欢噪音，但我很安静，在家里喜欢练瑜伽。但有了情绪我就要写歌释放出来，要让大家知道。

　　新京报：你出生于以色列，但对于以色列很少谈起。你的创作是否受到过这个国度的影响？

　　凯伦·安：“伤感”（melancholy）应该是我音乐里最显著的特质。我记得小时候在以色列，那里的天气总是有点萧瑟，有点甜美，空气中有着明亮的颜色。小时候我听里昂那·寇恩（Leonard Cohen）的音乐，就感到这么样的深情，不应该藏着掖着，而要让旁人都看到我真实的情感质地。那时大人们教我要坚强地经历生活，而音乐是需要坦露内心的。

　　新京报：你现在主要以英文与法文写歌、发专辑，有计划用希伯来文创作吗？

　　凯伦·安：最近几年，我开始经常回以色列，因为我丈夫是以色列人，我们在那里的乡下有一个房子，一有空就回去，那样很有度假的感觉。也是这几年，我的希伯来语开始好起来。以前我从来没写过以色列题材的歌，但最近我刚跟一个以色列的老牌乐队合作录了一首希伯来语的歌，是纪念以色列建国60年的活动。至于写希伯来语的音乐，我觉得以色列的音乐已经那么完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补充上什么新的东西。

　　看似民谣，其实很摇滚

　　新京报：你最新推出的唱片《凯伦·安》，跟以前的专辑相比，似乎更安静，但更氛围化。

　　凯伦·安：每一张专辑，对我来说都是连续不断的音乐，同时各自都有着开端、过程、结尾。我同时是这张专辑的制作人，制作的概念来自我当时写这批歌曲时所受的影响。我喜欢营造氛围，但氛围并不是特定的，有轻松的，紧张的，黑暗的或者明亮的。我很喜欢用“重复”的手法。我是菲利普·格拉斯和史蒂夫·莱克（两位都是现代音乐里的简约派大师）的崇拜者，新专辑里的《自由》一曲，是我为旅行写的，就像一种萦绕不止的情绪，贯穿故事的始终。

　　新京报：新专辑里也出现了以前从没有过的摇滚声响，还有布鲁斯等元素。

　　凯伦·安：首先，我不是一个民谣音乐人，因为我没有多少民谣的根底。我玩的是现在大家称之为“独立流行”的东西。也许我的音乐令人觉得放松，听着很舒服，所以很多人会给我贴上“民谣”这个标签。但最新的唱片其实很摇滚，也有布鲁斯、爵士元素，那是因为我在制作这张专辑之前，听了大量的披头士、切·贝克的音乐。我也在键盘上用了很多电子音乐的元素，我喜欢游玩于“有机”音乐与电子音乐之间。但我的电子不是迪厅那样的，而是更低调、暗涌感觉一些。

　　更大的风险，更多的自由

　　新京报：独立流行音乐人，在全球大唱片厂牌EMI、以及爵士大厂牌Blue Note里，有没有感到创作路子受约束呢？

　　凯伦·安：在Blue Note里工作很舒服，我的合作伙伴都是可以跟我一起去喝上几杯的。相对于EMI，Blue Note这个“小”厂牌要冒更大的险，但我得到音乐上的自由更大。我需要的就是那样的环境：合作者听完我整张专辑，完全了解我的取向，不会插手干涉。

　　新京报：诺拉·琼斯跟你一样，也签了Blue Note。同样是“女唱作人”，难免碰到有人会拿你俩做比较。你怎么评价她的音乐？你觉得你俩有共同点吗？

　　凯伦·安：我觉得“唱作人”不能概括我的状态，“制作人”方面的工作跟创作、演绎基本一样多。诺拉·琼斯很好，但我觉得我俩的音乐上没什么共同点。

　　新京报：除了作为凯伦·安演出，你手头还有其他的音乐计划吗，能否介绍一下？

　　凯伦·安：我还有一个二人组合“女子与鸟”，最近我们受冰岛那边邀请，去跟一个管弦乐团合作了一场，庞大的音乐编制，感觉很棒。最近我还给演员索菲·亨特（Sophie Hunter）写歌，有些演员特有才华，当我在给他们写歌的时候，就像我在写小说一样，里面的角色一下全都有了你自己的影子。另外我还给一些纪录片写音乐。下一张专辑我还没开始动手，估计还遥遥无期。

　　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　摄影/本报记者 周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