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程到村里贫困户唐玉凤家慰问。新京报实习生 周小琪 摄

  2018年跨年时,陈程的几个好朋友不是在香港看演唱会,就是去了北极看极光。只有她,在家守着遥控器,在不同卫视的跨年演唱会之间来回切换。“朋友圈也懒得发了,画风都差不多。”

  我的好友陈程是广西灌阳县灌阳镇一名公务员,从事精准扶贫工作。那里是我们的家乡。从桂林市区到镇上只有大巴,汽车在前两年刚建成的高速路上摇摇晃晃两个多小时,才能开到山的深处。灌阳镇就藏在这崇山峻岭之中。

  上中学时,陈程梦想成为一名翻译官。像经常出现在总理记者见面会上的张璐那样,唇齿张合之间,就能迅速而精准地把每一句汉语译成英语,“感觉这样特别酷。”

  但去年6月30日,陈程从河南郑州一所大学毕业后,坐上了回家大巴,山一座接一座地从窗边掠过。深浅不一的绿向四面八方绵延开来,没有尽头。

  她的人生又一次和故土紧紧缠绕在了一起。

  

  第一次离农村这么近

  陈程从小在县城长大,家境不错,初中毕业后又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除了偶尔去一下乡下的外婆家,她人生中前二十年和农村的交集微乎其微。

  “我那时觉得农村就像陶渊明写的那样,很田园的感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用来享受的。”

  直到去年10月,陈程以镇扶贫办工作人员的身份下乡,见到了贫困户张文军(化名)和他的妻子。

  张文军家远离村落,孤零零立在半山腰。通往他家只有一条狭窄的山道,对面不远处就是“山洪灾害危险区”。

  房子虽然是两层的砖混结构,但没有安玻璃窗,砖墙也被腐蚀成了灰褐色。从空洞的窗口望进去,黑漆漆一片,依稀可以看到内墙只用水泥粗略地抹了一遍。横梁裸露着,除了施工用的木质脚手架,空无一物。

  陈程和同事来到张文军家时,张和妻子正坐在门口,一人一张小板凳,谁也不说话,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他们坐在那里,已经和这个社会彻底脱节。一切都和他们没有关联。”

  张文军快六十了,背佝偻着,两鬓斑白,平时会去镇上做点儿零工,儿子在外地打工,妻子则在家守着一亩三分地,家里的年收入加起来不会超过两千块。

  陈程突然发现,不是每个农民都能过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还有不少人像张文军这样活着。她第一次和农村离得这么近。

  不下乡时,陈程要接待来扶贫办反映情况的人,每天至少七八个。她要耐心解答他们的各类问题,大多数人通情达理,但偶尔也会遇上一两个例外。

  一次,一名中年男子冲进办公室,大声质问自家为什么没被评上贫困户。陈程说,因为他享受了五保政策,不在贫困户评选范围。陈程和同事们花很长时间向他解释,可无济于事。

  “他还要把我的电脑搬去卖钱。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通知保安把他架走了。”陈程苦笑着摇摇头。

  半年记完一本工作日记

  或许因为父母也是公务员的缘故,陈程从小就喜欢安定的、可掌控的东西,不希望生活里有太多变数。

  以前上大学时,她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教室、图书馆、食堂、宿舍,四点一线,晚上十一点前一定要准时上床睡觉。

  选择考公务员也是看中它的稳定可控,喜欢这种朝九晚五的感觉。但事实却和陈程的想象全然不同,“5+2,白+黑”才是生活的常态。

  成为职场新人的第四天,她就加班到了晚上十一点。饿着肚子走出办公室后,直奔附近的夜宵摊,点了炒粉和烧烤。那时,她以为十一点已是加班的极限,完全没想到之后还会熬大夜。最夸张的一次,她连续三天没合过眼。

  “每天都是‘跑着’过的,”陈程说,“包括我们领导,你能看到的所有人都在‘跑’。如果你不跑,做事慢吞吞的,就跟不上节奏。”

  陈程的办公桌在镇政府政务中心三楼最里侧的房间。这间二十余平米的办公室内整整齐齐摆放着七张桌子。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台电脑,以及一摞摞堆叠在一起的文件。

  陈程从小山般的纸堆中抽出一个厚厚的绿皮本子,封皮上写着“工作日记”。短短半年内,她已经记完了一整本。

  本子里是她每天的工作完成情况:从最简单的打印、复印文件,到填写、核查各类表册信息,再到下乡去贫困户家里调研,最多的时候,她一天走访了23户贫困户。琐碎繁杂的事务,把每一天填得满满当当。

  腊月二十七,陈程匆匆赶来和我见面。

  她刚结束镇里“春晚”的表演,脸上厚重的舞台妆还没来得及卸掉。这也是她的工作之一。“最近都忙着排练,我们办公室出的节目是打快板。”

  她从兜里掏出手机,密密麻麻几十行台词里,出现得最多的字眼是“脱贫”。

  过去,“精准扶贫”是陈程在新闻里才会看到的词汇。现在,她每天把这四个字挂在嘴边。“精准扶贫,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精准到户、精准施策、精准到人。”

  为了做到“精准”二字,这两年贫困户的评议流程中特别加入了村民小组、村委会评议环节,以保证贫困户申请人的家庭情况真实可信。

  至少能切实帮到别人

  春节前夕,这座偏远的南方小镇异常温暖,日均最高气温达到了20度。按县里的规定,过年前,陈程要去对口帮扶的贫困户李小春家慰问。一箱牛奶,一箱苹果,是慰问的“标配”。

  工作半年,陈程早有了自己的下乡“标配”:一个黑色单肩包,一辆白色电动车。她麻利地把慰问物资往车前的脚踏板上一放,跨了上去,风风火火地往村里骑。

  刚进家门,李小春的妻子唐玉凤(化名)便热情地迎了上来。他们住在一间颇有年代感的平房里,这间房兼具了卧室、客厅、厨房三重属性,床、沙发、电冰箱统统挤在一起。

  陈程和唐玉凤聊得起劲,嗑起了瓜子。唐玉凤告诉她,家中新添置了电冰箱、液晶屏电视机,儿子学会了砌墙的手艺,孙女蹦蹦跳跳地上了小学,小女儿也即将迈入高中的大门。

  陈程觉得欣慰,对工作的满意度又高了一些。这份工作虽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轻松,但至少能切实地帮助到别人,而且很稳定。

  二十多年来,陈程的梦想从老师变成翻译官,又从翻译官变成公务员。唯一不变的,就是她对稳定生活的向往。她甚至不愿意去企业工作,因为“你不知道哪一天就会被炒鱿鱼”。

  我俩共同的一位好友,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去了成都工作,在一家新媒体公司工作了两三个月,又辞职做了独立编导,自己接活儿干。“我真的蛮佩服她的,但我可能过不来那样的生活,看着她奔波来奔波去,我觉得安安稳稳地在小县城也挺好。”

  过去的一年,县里建成了第一家电影院、第一座大型购物商场,横贯县城的江河上架起了一座在当地颇为雄伟的大桥,移动支付悄然出现在沿街的商铺里、街边的小摊上……

  陈程见证了所有的变化,看着日子一天天变好,但偶尔还会怀念城市的丰富多彩。

  前两年国庆假期,陈程和我还有两位好友一起去了上海。我们住在淮海中路附近,短短几天里,我们体会到了这座城市的所有风情,每个人都被它牢牢地吸引住了。

  尤其是陈程,聊天时动不动就会来一句,“要是能再去一次上海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机会去上海工作,你会干什么?”我问她。

  “考公务员。”陈程毫不迟疑。

  ■ 同题问答

  新京报:用一个词来总结2017年,为什么?

  陈程:“惊奇”。刚从大学毕业,面临的最大一个挑战就是角色的转换,我必须很快地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以及新的工作岗位。

  新京报:过去一年家乡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陈程:城市建设更加完善,人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比如说我们的“一桥”已经建成通车,新建了一个观澜购物广场。这表示着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而是转向更丰富的生活上的需要了。

  新京报:2018年有什么愿望和规划?

  陈程:新的一年希望能从现在的岗位上学到更多的知识,向我的前辈们去学习更多与百姓沟通的技巧。

  新京报:你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希望怎么改变?

  陈程:扶贫工作。我认为扶贫工作最重要的是“精准”二字,专项资金应该要给一些真正有困难的群众,去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问题,或者是通过学习一门技术,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早日实现脱贫。

  新京报实习生 周小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