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在住所自缢身亡，之前一直奋战在救灾一线，震区干部灾后心理和工作均承受巨大压力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后，大家转移到空旷处，董玉飞等北川农业局干部职员也转移到广场。 北川农业局供图

　　■ 核心提示

　　10月3日，四川北川县委农办主任董玉飞在住所自缢。遗书里留下短短几句话，说压力太大，支撑不下去了，想好好休息。

　　大地震使北川失去四百多名干部职员，幸存者也多有亲人遇难，灾后各种工作繁杂。带着伤痛投入工作的干部们说，他们日常工作量上升了十倍甚至数十倍。

　　董玉飞的死引起了当地官方的重视。他死亡一周后，北川党政机关恢复了正常双休日，一些机关也开始对干部职工进行调研，了解生活心理情况。北川也正在酝酿一整套心理干预措施，针对干部职工进行安抚和心理疏导。

　　□本报记者 涂重航 四川北川报道

　　秋天的安昌镇，空气清新，远处半山腰上飘荡着云朵。中午时，新开的饭店里传出羌族姑娘悠扬的祝酒歌。在路边临时租的民房中，北川各个机关仍在忙碌着。

　　董玉飞的死，像是一颗石子投入到了看似平静的湖中。

　　在大地震5个月后，10月3日，40岁的羌族干部董玉飞，将一根细绳系在床头，勒住了自己的脖子。

　　这名一直奋战在抗震一线的干部，从地震的废墟中逃出了，却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这让很多北川人愕然和暗自神伤。

　　北川一名干部说，重压之下，甚至一滴水、一片树叶的重量，都可能让人倒下。

　　灾难中“坚强和积极”

　　震后，董玉飞亲手掩埋了儿子的遗体。他曾劝解同事说，失去的亲人我们把他们放在心里

　　时间回转到5月12日下午2时28分。那个场景，后来很多北川人说，清晰得就像还在眼前，但又依稀像是放了一场电影。

　　当时，还是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在办公室与一名同事商量工作。办公楼往下坠，慌乱中还不忘穿鞋的董玉飞抱着下水管逃生。

　　农业局一位刘姓干部回忆，董玉飞从废墟出来时全身是灰，只看到两只眼睛在转，跟在他旁边的农业局干部涂礼志浑身是血。

　　董玉飞出来后说，“个狗日的，我抱着钢管，看着旁边的桂花树不断地往上长。”

　　董玉飞安排员工开展自救，还去废墟里抬尸体。下午5点多，他跑到曲山小学东校区，寻找他12岁的儿子。

　　他找到的是儿子的遗体。拖来一床铺盖，他亲手把儿子埋了。

　　“他坐在那里哭了很久。”农业局员工肖坤说。

　　之后，很少人再见到董玉飞哭。刘姓干部说，他13日早上看见老董哭了一次。董玉飞的挚友、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也见他哭过一次———5月16日董玉飞跟一位熟人通电话，对着电话那头失声痛哭。

　　之后几个月时间里，再没有人见他落泪。

　　地震中董玉飞失去了数位亲人，有儿子董壮，弟媳，侄儿。

　　10月13日，北川县长经大忠说，北川损失了400多名干部职工，而幸存的90％都失去了亲人。

　　地震过后，董玉飞与农业局职工一起，住在北川中学附近帐篷里。与董吃住在一起的肖坤说，那时大家情绪低落，董玉飞劝说，“只要肯做肯干，还能重新再来，失去的亲人，我们把他们记到心里”。

　　那时董玉飞给肖坤的印象是“坚强和积极”。

　　董玉飞他们在北川县城里参与救援十多天。帐篷常漏雨，吃的全是方便面。休息时，董玉飞会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谈的全是地震时的情景，回忆以前的样子。”

　　震后肩负多项工作

　　工作人员说，地震后他们工作量增加了几十倍，作为负责人的董玉飞更忙，而他对工作要求尽善尽美

　　北川搜救工作结束后，6月初，农业局职工转移到了擂鼓镇。董玉飞此后担任县委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不再任农业局局长。

　　10月13日，县长经大忠说，原农办主任在地震中遇难，而震后重建工作重点是产业重建，农口范围大，协调面广。考虑到董玉飞熟悉农口工作，又很能干，遂由他来领导和协调整个农口工作，并兼任救灾办主任。

　　农办工作人员任科伟介绍了他们的日常工作。目前他们共9人，工作范围包括农、林、牧、副、渔、气象、供销社、计划生育等近十个部门。一些需要多部门交叉配合的工作，都由农办领导协调。但该办跟这些局委平级，无财权及人事权，工作起来有难度。

　　地震后，董玉飞的“头衔”不断增加。

　　到了擂鼓镇后，他先是负责陈家坝片区3个乡镇的抗震救灾工作。后来成立北川重建党工委、管委会，涉及农口的及农村救灾安置的工作，也由他负责。“有几次董玉飞说，我又‘当官’了。”赵其洲回忆。

　　董玉飞去世前的职务有：县委农办主任、灾后政府新设重建部门的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负责群众安置办部分工作。

　　这几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都说，地震后，他们的工作量增加了几十倍。作为负责人的董玉飞则更忙。

　　仅一项农房重建工作，就十分繁琐。地震后，每天要上报“农房恢复重建日报表”，由董玉飞向主管副县长汇报进度。此外董玉飞还要下乡协助拆迁、协调调配建材以及运输等。

　　肖坤说，目前北川多数乡镇道路阻塞，原来几十分钟的路，现在要走上半天，并且沿途极危险。

　　董玉飞对工作要求很高，总希望尽善尽美。而工作量大，牵扯到救灾方面的下雨、洪水、垮坝等也都属他分内的事。

　　北川县县长经大忠说，地震后干部力量不足，而重建任务繁重，压力很大。很多老百姓缺吃少穿，作为干部，容不得丝毫懈怠和片刻停留。“只要没倒下，只要还能站起来，还是要工作”。

　　拼命工作的北川干部

　　擂鼓镇原党委书记累垮了，进了医院，陈家坝乡的书记也累病了。有一名工作人员晕倒在办公桌前

　　北川干部中，董玉飞的工作状态和很多人一样。大家经常是7点钟起床，一直忙到凌晨一两点。

　　“这是北川干部目前的工作常态。”县组织部彭虹媚说。地震使很多家庭支离破碎，大家为逃避悲伤，都要求上班。“带病上岗或者伤势轻一点就要工作的人无法统计，每个单位都有。”

　　县长经大忠也不例外。面对北川2万多人遇难，自己也有多名亲人遇难的现实，经大忠说惟一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拼命去忙。“有时候能歪在车上睡一觉，旁边的人如说我打鼾了，我就很高兴。”

　　有些人累出了毛病。原擂鼓镇党委书记李正林就是一例。北川一些干部说，后来组织了一次强制轮休，正是因李正林而起。

　　据说，7月下旬，北川一名县委副书记到擂鼓镇检查工作。李正林汇报工作时前言不搭后语，这位县委常委发现了问题，遂建议干部轮休。

　　彭虹媚说，地震前，李正林思路清晰，以点子多、反应快而闻名。地震后，很多人跟他一样，有反应迟钝的毛病。

　　县长经大忠说，8月份中旬的一天，李正林给他打电话，说当时灾民安置工作繁重，请县长去给镇上的干部鼓鼓劲。

10月13日下午，北川县委组织部6名女职员的宿舍，也是收发传真的办公室。本报记者 涂重航 摄

　　当时约好了下午1点，时间快到时，李正林打电话说忙得脱不开身。改在晚上的会，经大忠发现李正林坐在那里，身子总歪向一边。第二天，经大忠再打电话时，李正林已被送到了医院。

　　10月13日，在绵阳养病的李正林发来短信：5·12到8·18，我和我的兄弟们一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近两万人的安置压力是巨大的，我们的任务是最艰巨的，但是效果也是最好的。

　　除了“累得直不起腰”外，李正林的病还来自另一重压力，他的母亲、妹妹及侄女都在地震中遇难了，而父亲此前已去世。

　　跟李正林一样累出病的，还有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而北川重建党工委办公室的敬晓梅，每天对着电脑十多小时，前段时间晕倒在办公桌前，眼睛出了毛病。

　　“疼得恼火”的病

　　董玉飞曾跟医护人员提到儿子的死，对于自己的病，他说很疼，想轻生

　　董玉飞也病倒了。

　　绵阳404医院医生孙宏说，董玉飞两个月前查出前列腺炎和尿道炎，9月23日开始住院一周治疗。

　　“他说那里很疼。”主治医生吴明辉说，董玉飞的病并不很严重，治疗了两三天，病情就有好转。得这个病的因素有很多，过度疲劳，长期憋尿等都容易诱发。

　　董玉飞住院期间，常找吴明辉询问病情，问是否严重，怎么医治等。

　　住院3天后，董玉飞的精神状态开始变差。实习医生蓝润、潘芳说，9月26日，董情绪很不稳定，曾说“很疼，想轻生”。董还提到自己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

　　9月28日，董玉飞跟蓝润他们说，“运气很不好，疼得恼火”。

　　次日，董玉飞接到一个电话，随后离开了医院。30日，他办了出院手续。

　　跟董玉飞比较亲密的同事说，董曾打算过了春节再要一个孩子，他7月份就开始戒酒了。农办那边也准备在国庆节后给他单独备一间房，让他和妻子李曌能住在一起。

　　孙宏说董玉飞的病不会影响生育，确实很疼。注意休息并坚持治疗，也能痊愈。

　　9月25日，赵其洲曾打电话给董玉飞，要去医院探望。董说自己已出院，并无大碍，不用探视。

　　隐藏“伤痛”的董玉飞

　　董玉飞跟大家谈及北川，谈及工作，不曾提到自己的压力，朋友说他“一直撑着”

　　熟悉董玉飞的人说，他害怕给别人添麻烦，把伤痛埋得很深。

　　董玉飞离开农业局后，赵其洲主持了一段工作。他体会到了董玉飞的压力。

　　农业局死亡干部及家属共33人，赵曾与董商量，计划给每家300元钱作为慰问，但也难拿出来。

　　地震后干部职工心理状态不佳，有时会冲领导发火。“面对职工们的怨气，一边要理解安抚，一边还要让他们开展工作，不晓得该怎么办。”赵其洲说，他没有亲人伤亡，也没有董玉飞工作量大，但负责了一段局里的全面工作后，感觉“简直要疯”。赵后来被诊断出“反应性抑郁症”。

　　“他个爪娃子，太认真了，农办只有四五名员工，没有人能替他。”赵其洲认为董玉飞状况艰难。

　　7月份，北川县委县政府搬到安县旧县城安昌镇办公。董玉飞搬到农办的集体宿舍。“自从他去了农办，我们约了他几次出来吃饭，他都说没空。”

　　农业局刘姓干部说，地震后，他只跟董玉飞交谈过一次。那次是为了躲避余震，大家又住进帐篷。由董玉飞的妻子李曌邀请，董在帐篷里和大家“摆谈”一次。说些北川目前的状况，也对一些工作发表了看法。

　　他不曾谈自己的痛苦，也不跟身边人提起儿子。

　　从事组织工作的彭虹媚认为，痛苦压抑久了，要释放。她说有一次与几个姐妹聚会，平时不喝酒的女孩喝了点酒，抱头痛哭。

　　10月13日下午，50多岁的干部李桂川提及当下，眼圈立刻红了。谈了5分钟，他眼泪不停往下掉。

　　地震时李桂川被埋70多个小时，他的母亲、妻子、妹妹和妹夫都遇难了。他说他仍无法接受现实。而他目前是社会稳定办干部，要面对灾民，不断听他们倾诉。

　　李桂川跟董玉飞相熟，他说“董玉飞就一直撑着”。董玉飞的同事也说，震后没见到董有特别激动的时候。

　　“找不到归宿感”

　　年过半百突然一无所有。老干部李桂川说，地震后一件单衣穿到现在，还不知道冬天怎么办

　　到安昌后，董玉飞跟妻子李曌分开居住。他住在农办租的一套民房内，4个人住。

　　李曌和农业局职工住在一起，几间房分成男女寝室，40多人住在一起。

　　北川县委县政府搬到安昌后，那里的房子开始紧俏，好点的一居室一月租金要400元，差一点的300多元。

　　今年27岁的农业局职工肖坤，月工资750元，他说租不起房。地震时，他刚完婚两天的妻子与母亲、岳母一同遇难。他从废墟里被救出来，别人送他一件衣服，包里有一百多元。之外，他一无所有。

　　像肖坤这样的北川干部很多，大家都住在单位租的宿舍里。双职工夫妻，很多都像董玉飞夫妇那样分居。

　　北川政法委干部唐文说，目前他和妻子的交流，只能是饭后到街上一起走走。

　　李桂川说，像他这样年过半百而突然一无所有的干部，还有一大批。奋斗了几十年，房子和财产都没了。他说地震时穿一件单衣到现在，还不知道冬天该怎么办。

　　李桂川说，如果从头再来，他已力不从心。每念及此，他会落泪，说感到茫然。

　　董玉飞在地震后也变得沉默。他的同事任科伟说，董玉飞有几次把自己一人关在房间里。“而这种情况，每个同事也都发生过。”

　　任科伟说，这种茫然是“找不到归宿感”。县城新址还未选定，过着“流亡”生活，也让他们有茫然之感。

　　肖坤说，地震后他常会莫名焦虑，“不晓得这是什么状况”。他常常出神，精神不集中，白天很累，晚上还睡不着觉。“你看我眼圈，随时都是黑的。”

　　肖坤说，现在很多干部职工，看着都很正常，但两杯酒下肚，就“哭得凶得狠”。他未曾去过医院做检查，“没有钱也没有时间”。

　　县长经大忠说，地震后，亲人遇难、财产损失带来的悲痛客观存在。他身上穿的一件夹克，还是到北京开会时朋友送的。他常对干部和灾民们说，要看到国家以及全社会对北川的帮助，劝大家不要悲观。

　　泥石流“雪上加霜”

　　泥石流夺走了生命，而曾经，董玉飞劝他们到那里安置。朋友说，董的压力“常人无法想像”

　　在北川人自我疗伤的时候，9·24特大泥石流灾害的发生，让董玉飞他们“雪上加霜”。

　　9月23日到9月26日，北川连续强降雨。地震造成的山体松动，在大雨中形成泥石流、滑坡。仅擂鼓镇就有25个村严重受灾。泥石流致北川数十人死亡或失踪。

　　赵其洲说，作为救灾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那次泥石流带给董玉飞的打击和压力，常人无法想像。

　　与董玉飞在同一大厅办公的唐文回忆，董玉飞出院后，每天都来安排工作。有次在楼梯上碰到，董玉飞跟他说，洪水一下把房屋、庄稼都毁了，这两天恼火得很。

　　地震后北川可供安置灾民的空间很小，9月24日的泥石流又冲毁了一些重建的农房和板房。有干部说，冲毁的地区是经专家勘测后才决定安置的，而劝老百姓回去重建住房，是董玉飞的重点工作之一。这次村民又受灾，他心里很内疚。

　　老干部李桂川说，地震后董玉飞要劝说灾民向外搬，后来又要劝灾民回去，发生了泥石流，又要劝村民再出来，工作很难做。

　　县长经大忠证实，那些受灾的安置点，此前确实经专家论证过。但泥石流造成山体下滑数米甚至上百米，连专家也难以估计到。大规模的泥石流，给救灾工作又带来了很大压力。

　　以决然的方式离去

　　县长经大忠说，一套干部减压方案会在近期出台，干部们的工作压力目前则难以调解

　　泥石流灾害10天后，董玉飞选择了一种决然的方式自杀。

　　曾当过民警的李桂川说，用绳子系在床头自杀，只有决死的人才能做得到，而且无法施救。

　　董玉飞的死，有人说是必然。赵其洲说，他也有过自杀念头，大家压力太大。

　　也有人认为很偶然。

　　10月3日上午11时，农办的人还看到董玉飞从办公室门前经过，笑了一下，招了招手走了。

　　3日上午9时许，董玉飞曾给肖坤打电话，要他整理一下“农房重建情况统计日报表”。10时许，董玉飞去拿报表，肖坤说“董局，来坐一下”，董玉飞笑了笑走了。

　　肖坤回忆说，当时董玉飞脸色黑青，“这是后来回想的，当时没觉得异样”。

　　当天，董玉飞给妻子打电话，让她从绵阳给他带衣服。李曌下午赶到董的宿舍，打电话里面有响声，但没人开门。

　　她叫来农办一名工作人员，找来梯子，从二楼窗户爬进去，发现董玉飞已气绝。电磁炉上熬的中药尚温。

　　桌上有一纸遗书，写给其弟董卓锴。“卓锴弟：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我每天都感到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我想好好休息一下……我走后，父母和嫂子只有难为你一人多加照顾了……另外，我有一个要求：你和嫂子，绝不要过问我自杀的事情……”

　　董卓锴目前是北川县白什乡乡长，地震中，他的妻子和6岁的儿子遇难。

　　10月10日，董卓锴在电话中说，家人还在等待政府对哥哥的定论，不便对外说什么，父母目前在悲痛之中，也希望不要打扰。

　　县长经大忠说，董玉飞很能干，大家这么多年相处很好，“包括我在内，大家都舍不得他离开”。对于董玉飞的自杀，经大忠说没想明白。

　　董玉飞死后，10月11日、12日，北川县党政机关恢复了双休日。

　　一些部门开始关注干部职员的心理状态，14日，绵阳市有关领导带队，前往北川公检法司各部门调研，以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北川干部的工作压力仍难以减轻。经大忠说，这是目前无法调解的矛盾。13日上午，他在县委常委会上说，“目前是救灾的关键时期，大家还需站起来，向前冲”。 

　　经大忠说，县委正在拟定一套干部减压方案，近期会出台。今后他们会加强干部心理疏导方面的工作。

　　13日，还在养病的李正林发来短信：“……目前这种状况，唯有挺直脊梁，北川才有希望。”

　　抗震救灾到安置重建，

　　我每天都感到工作、

　　生活压力实在太大……

　　我的确支撑不下去了，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

　　———摘自董玉飞遗书

　　地震后的董玉飞

　　5月12日

　　从办公楼中死里逃生，组织大家展开救援工作，找到儿子的遗体并亲手掩埋

　　●5月13日、16日 两次被同事看到哭泣。之后不曾有人见他哭

　　●5月中下旬 组织救援工作，参与搜救，劝解职员“还能重新再来”

　　●6月初 调任农办主任，负责协调农工各方面工作，任务繁重，工作人员称工作量增加几十倍

　　●7月1日 被国家几部门联合授予“农业系统抗震救灾英雄”称号

　　●9月23日 因病住院，跟医生说疼痛

　　●9月24日 北川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擂鼓灾情严重，董较之前压力更大

　　●9月26日 被医护人员发现情绪不稳定，谈及儿子，说有轻生念头

　　●9月30日 办理出院手续。出院后每天去指挥工作，曾跟同事谈及洪水，说很恼火

　　10月3日

　　上午 到单位拿报表等，跟同事微笑打招呼。给妻子打了电话要她带衣服

　　下午 被发现自尽于住所的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