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摊派和拉捐资“突击”建校,如今58所希望小学遭废,仍欠巨额“普九”债务,凸显政府缺乏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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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鹏希望小学”六个铜字昔日金光闪闪,如今只残存了三个字。本报记者 孙旭阳 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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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大鹏站在自己所捐建学校的教室里,里面堆放着杂物。黑板上的字,据说是师生们撤离时所写。 | |
■ 核心提示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普九”大潮中,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一度拥有中小学500余所,其中在众多捐资的支持下建起的“希望小学”76所。10年内,该县中小学减少至94所,其中希望小学有58所被撤。
撤并400余所中小学,事实上是当地在为十几年前完成“普九”任务而埋单。当时,为通过验收,确保入学率,长阳县几乎在每个村庄都建了小学。这些资金来自捐款、农民摊派和政府借款。
在“全国一盘棋”的“普九”大潮中,是否可以因地制宜,花更少的钱,把事情做得更好?当地教育界人士也对此进行了反思。
本报记者 孙旭阳 湖北宜昌报道
曾经,“大鹏希望小学”六个铜字,在阳光下金光闪闪,好几道山谷外都看得见。
现在,它已身首异处。“望小学”在铜价贵的前两年被拆了,只剩下“大鹏希”,让初来乍到的人看得困惑。
据说,那三个铜字刮得七八斤铜,卖了200多元。谁干的这勾当?杨大鹏已无心过问———反正学校早垮了,留个招牌有啥用?
1996年,杨大鹏28岁,那年他不顾母亲哭劝,捐了七万多元,为村里建设了一所小学。村委会花300元给他立了一块纪念碑,说他“精神之佳,为世人所赞”。
“赞”了不到三年,学校就废弃了,让杨大鹏觉得捐资成了一个笑话。
他的愤怒和哀伤,在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下称长阳县)的山山水水间并不鲜见。12年来,该县76所挂有希望小学牌匾的学校,已有58所被弃用。事实上,长阳县小学数目最高时达到519所,现在只剩了78所。
废弃“希望小学”的教室,或被承包出去养猪养鸡,或任由风雨。
“租200年回本”
如何处置这些闲置校舍?杨大鹏想了半天,“我只能说,以后不要这样劳民伤财了”
11月24日下午,杨大鹏喝了点酒,又一次来到“大鹏希”的跟前。
这是一座三层小楼,目前一层堆着废木料,二、三层空置。楼道的铁栅栏门上,拴着一只羸弱的黄狗,朝着来人狂吠。
“快十年没做防水了,”杨大鹏指着长有绿毛的墙体,“玻璃烂了也没人管,一下雨,水灌教室,后墙都泡穿了”。
教室里,还贴着马克思、赖宁等人的头像和语录。一块黑板上,还留着据说是师生撤离时写的大字,“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这话说得好,没人舍得擦。”租赁教室的向姓女村民说。向某租赁学校一年的费用是一千元,交给村委会。
据杨大鹏估算,12年前这座学校的市场造价超过20万元。他笑道:“200年可以收回成本了。”
也有租金比这个贵的。与杨家坪同属龙舟坪镇的厚丰溪希望小学,四层的教学楼曾租给人养鸡,两年房租2500元。
此学校内的纪念碑显示,该教学楼总造价37万元。
今年行情不好,养鸡人退出了,教学楼就彻底闲置,教室内散发着鸡粪味和霉味。窗玻璃大多破碎,远望去像座烂尾楼。
这些小学都被划归为村委会资产。离杨家坪村3公里,还有一所“春华希望小学”,为广州一民营医院院长赵春华所捐建,使用了三年多后于2000年被撤掉,被合子坳村村委会改造成办公地点了。
事实上,改造成村委会办公室,几乎是这些小学迄今的最好结局,更多的校舍,除了堆杂物养牲畜,就是废弃。
“这些房屋也没人愿意买。”长阳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田明岳说,很多小学地方偏僻,设计和施工都不尽合理。
做建筑生意的杨大鹏与田明岳看法一样。房子设计时只为做教室用,并没考虑有一天会废弃。“这么偏的地方,不需要超市和旅店,做工厂的话,人家选城郊。”
尽管对学校废弃颇有微词,但究竟该如何处置这些校舍,杨大鹏想了半天,也没什么办法。
“我只能说,以后不要这样劳民伤财了。”他说。
镇干部半夜找捐资人
杨大鹏当年有10万资产,建学校捐了7万出去,为此母亲哭着劝他多次
“现在没一个人理我,”杨大鹏说,而当年“镇干部曾经半夜在县城到处找我,让我捐款。”
1996年夏,原津洋口镇一个副镇长到杨家坪给村民开会,传达上级“村村建小学”的指示。按指示,有700多村民的杨家坪,每个村民要交250元的建校集资款。
杨大鹏马上表示反对,他问村主任,“你家境算好的了,让你拿一千出来,你困难不?”
“困难。”
“你都困难,那么多村民不如你,他们哪来的钱?”
“可是要建学校,是国家大政策呀。”
“算了,学校我捐钱建就是了。”
杨大鹏的话,被副镇长听到,对方当是气话,没把他当回事。杨转头回到做生意的县城。
当晚11点多,那个副镇长找上了门,跟杨大鹏说,镇党委书记听说有人捐款未被重视,很恼火,命他连夜找到杨大鹏赔礼道歉,“找不到,就别回来上班了”。
后来的事情,杨大鹏至今仍记忆犹新。他当时有10万元资产,捐了7万多出去,又从自己的工地拉来钢筋水泥。
当时每个成年的杨家坪村民都必须为建校出义务工。因被免除了摊派款,村民们干活热情很高,为赶工期,常挑灯夜战。
杨大鹏捐建小学时,他家还住着旧瓦房。他说他母亲当时哭着劝他不少次,但他坚持,他说挣钱的机会多的是,而建个学校能用几十年,让孩子们有书读。
杨大鹏还想用这所学校,来纪念初恋女友孙颖。
孙颖也是长阳县人,家贫,高中毕业后做了一年多代课老师,后南下打工,认识了杨大鹏。打工的日子里,孙颖一有闲暇就去读大学中文系的自考教材。1993年圣诞节时孙颖跟杨大鹏说,自己最大的愿望,是能在故乡的大山里,拥有一所自己的学校。但她的梦想在1994年5月21日戛然而止,那天早晨,下夜班的孙颖打摩的回住处,在一个拐弯处被甩了出去,一辆疾驰的卡车,轧过了她的头部。
杨大鹏无法忘记孙颖的梦想,而和孙颖一样,大专毕业的杨大鹏也梦想着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家乡的面貌。
贫困县的“普九”大计
教育局官员田明岳说,突击建校成绩“喜人”,小学生入学率超过了国家要求。但很快,大鹏希望小学被撤并
1997年元旦,大鹏希望小学在杨家坪落成,长阳县团委的一名副书记和原津洋口镇的领导到场祝贺。
这一天,杨家坪的村支书杨大科也长出了一口气。
在上级“人民办教育,村村建小学”的指导精神下,像杨大科这样的村干部一日没完成任务,一日便不得安宁。“你工作要是一点跟不上,镇上干部就过来为你做思想工作,哪怕说个通宵,也要叫你点头。”
长阳县一共有400多个村子。但据长阳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田明岳介绍,十几年前“普九”时,县里根据达标要求,设定全县的任务是达到500多所小学,甚至有的小自然村也要有学校,使得有的村子有两所小学。
该县教育局出具的材料显示,“将学校建在贫下中农的家门口”是当时对教育设点的“普遍共识”。并认为如果不这样做,“普九”所要求的入学率将无法达标。
田明岳说,长阳县属山区,在“普九”前,农民对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家门口没学校,就不让娃子读书了。”
同时,“普九”验收的标准,对校舍等硬件也有严格要求。于是,当时哪个村、哪个乡镇的小学数目不达标,会被视作拖全县工作的后腿,其负责人会被批评甚至处分。
“事后,我才明白镇干部为什么会连夜去找我。”杨大鹏说。
“普九”压力虽大,但地方财力有限,导致这些乡村小学大部分要靠接受捐资以及村民摊派,甚至政府举债建设。
“如果当时有针对性地建设大量临时教学点,会不会出现今天的大量小学闲置?田明岳假设。”
长阳县教育局负责人坦言,当时摊派的阻力不小,长阳是国家级贫困县,很多老实巴交的农民听到摊派数额后,“急得坐家里哭”。
因此,捐资援建小学,就为政府所喜闻乐见。甚至给他们树碑立传,以示永志不忘。
捐资者建起的学校都被以“希望小学”命名。据不完全统计,长阳县一共有76所这样的希望小学,为湖北省之最。
“大鹏希望小学”建成时,正值长阳县“普九”市级验收期间。两年后,1999年,长阳县通过了国家“普九”验收。突击建校的成绩是“喜人”的,“小学生入学率超过99%,高过了国家要求。”田明岳说。
但是,“普九”通过后几个月,1999年下半年,大鹏希望小学就被宣布撤并。
撤并只因生源少
长阳县教育局副局长苏勇说,被撤并的400余所中小学中,有的最后只剩下七八个学生
撤并的原因很简单:没学生。
在1997年大鹏希望小学建成时,学校有七八十名学生。为保证毕业班的升学率,五年级的学生被抽调到邻近师资好的小学去了。而入学新生人数逐年锐减,到1999年秋季开学,三层楼六间大教室,只有不到30名学生了。
生源锐减,是长阳县所有被撤并小学的共同困境。长阳县教育局的统计显示,1998年该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79141人,2008年为42799人。其中小学生源从5万余人减少到18000人左右。
在龙舟坪镇郑家榜村,枝江市政府援建的“枝江希望小学”,在三年前还有约180名学生,到今秋开学只剩104人。
村干部说,一两年内,这个学校就将撤并,“我们想撑也撑不下去了”。
生源的减少,与低生育率密不可分。到今天,村里很少有超过二胎的,而育龄男女生育愿望也大降。
这些不仅体现在计生部门的统计表上,也直观地体现在小学教室里,而又有不少小孩随父母到外地就读。
据长阳县教育局副局长苏勇讲,在长阳县被撤并的400余所中小学中,有的最后只剩下七八个学生。
杨大鹏说,早在1996年建校时,他就有个疑问,村里小孩子越来越少,过几年学校会不会撤掉?
“大鹏希望小学”是撤并比较早的。长阳县大规模撤并中小学,是在2001年。
当时,在乡村生源不断减少,城镇学校教育资源日趋紧张的情况下,长阳县教育部门要求撤并相对过剩的农村校点,以优化资源配置。
“高峰”后的巨额债务
至今,长阳县还有1780万元的“普九”债务没有偿还。据介绍,全国共有“普九”债务近600亿元
对于学校被撤,杨大鹏质疑教育部门失误,而教育部门在喊冤。
长阳县教育局党委副书记田明岳说,按国家有关规定,义务教育设点规划以5年为期,因此,预测入学人数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但在上世纪末,长阳县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实行的是“分级办学体制”,县办高中,乡镇办初中,村办小学。教育部门虽可建议,却无权干涉学校设点之事。而当时各乡镇最大的目标,是完成普九任务。
对十几年前的“普九”,田明岳认为对推动当地的社会发展功不可没。“不过,要是能在全国一盘棋的情况下,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会更好。”
田明岳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中小学,面临的是实施计划生育后的最后一次生育高峰的孩子。而在长阳,1984年7月国务院批准设立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宽松的生育政策使得当地又掀起一次生育高峰。这些孩子读中小学时,恰好又逢“普九”,当时“只要想达标,校舍日后肯定会空置”。
田明岳假设,如果当时有针对性地建设大量临时教学点,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大量小学闲置。
目前400多所中小学被闲置的同时,长阳县还要偿还大量的“普九”债务。
长阳县政府今年7月7日下发的一份通知显示,从1995年1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该县为“普九”共欠债2285.26万元,至今还有1780万元没有偿还。而依惯例,在“普九”债务中,绝大部分都用来修建校舍。
长阳县的困局在全国并不鲜见。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范先佐介绍,全国各地共有“普九”债务近600亿元,其中湖北省有31亿。
范先佐介绍,因生源问题撤并农村中小学的情况在全国具有普遍性,目前全国农村小学的数量没有1985年的时候多,当时83万所,现在34万所。
让范先佐担忧的是,目前的撤并潮,会否造成新的“入学难”问题。
新的问题与“希望”
杨大鹏坚信自己援建的是“希望小学”,因为它“是为了希望才建的”
范先佐的担忧,杨家坪村原支书杨大科也有过。
1999年,大鹏希望小学刚被撤销时,杨大科去镇上讨说法,被告知:撤并小学,跟“普九”一样都是政策,更改不了。
他只好回到村里,安抚村民。从此以后,杨家坪村的孩子,只能到5公里内的邓家坝小学或潘家汤小学读书。
他们要么由大人骑摩托车接送,要么住校。“很不方便,不过也没法子。”
11月23日下午4时,在龙舟坪镇郑家榜村的枝江希望小学,英语老师李艳芹正查看学生宿舍。
学生宿舍里,一张张小床紧紧排在一起,床头放着孩子们简单的餐具。
正在操场上玩游戏的12岁学生小王说,有的同学睡到半夜,做梦会哭着喊“妈妈”,引得大家都哭。
这所只有104人的小学里,有23个小学生住校。一名男老师兼职做他们的厨师。
李艳芹他们可能呆不了太久了。村干部说,这所学校一两年内要撤并。
一个多星期来,包括枝江希望小学在内的78所长阳县的“希望小学”,都被卷入一场舆论漩涡。
11月14日,《楚天都市报》报道了长阳县58所“希望小学”被废弃,引起社会各界关注。而因“希望小学”校名与希望工程学校品牌同名,也引来更多目光。11月2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说,湖北省青基会援建了长阳18所希望小学,其中4所被撤并;该县其余希望小学不属青基会系统。
“长期以来,对希望小学的命名权一直没有明确规定。”田明岳说,这难免在表述上给公众带来误解。他说长阳县教育局曾准备对全县中小学依地名命名,但马上知难而退。“比如堡镇交通希望小学,由湖北省交通厅援建,你把“交通”和“希望”这几个字去掉,都可能让援建单位不满意。”田明岳说,对个人捐资的学校,这个问题更难解决。
杨大鹏就坚信自己援建的是“希望小学”,因为它“是为了希望才建的”,为了让孩子们有书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