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健从“一无所有”开始

^{1990年1月，崔健为第十一届亚运会筹资，在北京开个唱时演唱《一块红布》。}

　　1986年5月9日，一个人穿了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这是一场《让世界充满爱》的大型流行音乐演唱会。

　　台下观众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音乐开始响起。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崔健诞生了。

　　中国的摇滚乐，诞生了。

　　如今回想当年，崔健说：“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被压抑了十年的人们，已经有了太多情绪堆积在心里，需要一个出口来宣泄、表达，但不知道怎么找。我们作为第一代唱摇滚的，恰好打开了这个出口，所以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愤怒要让主流社会听见

　　上世纪80年代初，摇滚乐已经开始在一些艺术院校中间流行，北京也零散地出现了一些本土的摇滚乐队。

　　当年还是乐团小号手的崔健就是其中的一员。借自己在专业团体中的资源便利，崔健们最早接触到了摇滚乐，从扒带子开始，发展到觉得自己也可以创作。

　　就在这个时期，崔健通过音像出版社编辑陈近平的赏识出了一张翻唱专辑。虽然当年的翻唱和《浪子归》这张唱片崔健并不认为是自己的处女专辑，但他承认：“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机会让我起来，否则的话不可能有机会唱《一无所有》。”在1985年底，崔健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作品。当时，崔健还带着《不是我不明白》和《最后的抱怨》这两首歌参加了当年的流行歌曲比赛，评委中有王昆、李双江。

　　但是崔健和他的乐队成员王迪、刘元、黄晓茂第一轮就被淘汰。“我当时记得我们四个人，黄晓茂拿着鼓机，我拿着破的音响放着鼓机，打着车运到那去的，我们是唯一一个带乐队演出的。”“我记得参加两次，有一次是在文化部的院里面，也是自己拿着乐器，四轨的小样，但也是一轮给刷下来了。

　　那已经是第二轮了。还有一次就是之前提到过的有王昆、李双江他们做评委的那次。

　　和后来中国摇滚乐在经历了一轮疯狂而揠苗助长的商业化之后同主流社会渐行渐远不同，在参加1986年的《让世界充满爱》之前，崔健已经努力地在让主流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积极参加各种为数不多的音乐比赛。

　　如今的崔健，虽然言语上对选秀比赛仍然非常不满，但对于积极参加比赛，争取在主流社会的曝光机会，仍然抱着一个肯定的态度。

　　他跟现在很多摇滚音乐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崔健觉得有机会就应该表现。

　　“你要放弃一次机会的话，会丢失一连串的机会，我觉得我的《一无所有》就是通过比赛创造出来的。”

　　失意青歌赛留下扬名伏笔

　　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中国改革开放也已经接近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此时的中央电视台已经举办了第一届青歌赛，流行音乐的社会形象也不再是负面和低俗的代表。

　　并且在世界范围，流行音乐开始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在此前一年，为帮助非洲瘟疫灾民赈灾，由美国巨星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发起了一场《We AreTheWorld》的义演。稍后，台湾的张艾嘉和“音乐教父”罗大佑也组织了一台由60余人参加的大型演唱会———《明天会更好》。

　　受到这两场演唱会的启发，一天，郭峰当时的女友、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编辑张丹丽说了一句话：“他们敢做60名歌星的演唱会，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做一个百名歌星的演唱会，献给世界和平年？”于是一场“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的筹备立即紧锣密鼓地拉开。

　　而当年的崔健特别郁闷——在第一届孔雀杯全国通俗歌曲大奖赛中首轮角逐就被淘汰出局，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还很难接受他那个唱法的歌曲。可是，《让世界充满爱》却主动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由他作为领唱之一。这一决定让这个在大赛首轮就被淘汰的歌手大吃一惊。

　　给崔健机会的是当时演唱会总编导王昆。

　　“当时能凑到有名的歌手只有几十人。”崔健说，然后筹备组开始四处拉人。崔健是被一个朋友介绍给王昆。由于王昆此前在比赛中见过崔健，又看了一眼《一无所有》的歌词，觉得挺好，就定下让崔健上台。

　　“评委可能没有感觉到，但是能感觉到我们这帮人是一个什么形态，在她脑子里面储存了一个印象，完了以后再有另外机会的时候，再有人推荐的时候，她会说：”这帮人我见过，唱吧。“这次登台让崔健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特立独行的他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新一代文化偶像。

　　爆炸性影响波及日、港、台

　　崔健在工体馆一举成名，但是这首歌的正版专辑，则要等到1989年的2月初才正式发行。这张极具历史意义的专辑，让崔健这个名字一度成为了中国摇滚乐的同义词。国内的初版是由中国旅游音像出版社推出的。因为封面的取舍问题，崔健还跟这家出版社打过官司。

　　但时隔这么多年，崔健已没了气愤，他说：“现在想起来我是那个时期最幸运的了，这种运气就是《一无所有》出来了。这首歌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唱片公司就愿意支持我。”崔健和他的乐队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录音棚里面录制自己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以当时中国摇滚乐一穷二白的情况，制作过程非常艰辛。

　　“我记得我们写《花房姑娘》的时候，这个歌必须得进棚，必须得完了，但是完了以后发现这个歌特别糟糕，后面都是空的，大家说吃饭吧，我说你们吃饭，给我带几个包子，我就一个人录，一边儿听一边儿想办法，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这个东西写出来了，伴唱写出来了。”这张唱片1989年2月一经推出，立刻引发了原子弹般爆炸性的反响。日本、我国香港、台湾都先后引进并发行了这张唱片。

　　而崔健也因为其强烈的文化符号意义而成为了各地文化部门最为敏感的对象之一。因为政治和文化原因，除了内地版本叫作《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外，所有海外版本专辑名都改成了《一无所有》。因为彼时台湾仍然有针对唱片的审查制度，所以台湾删掉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首歌。

　　在刚刚解严不久的台湾，乐坛正处在民歌运动的后期，崔健这张专辑更是引发了乐坛的震动。直到几十年后台湾评选华语流行音乐百佳唱片时，它仍然位居前列。

　　开启全民摇滚年代

　　在1989年崔健发表了首张个人专辑之后，中国就迎来了一个全民皆摇滚的年代。1991年，第二张唱片《解决》的发行则成就了崔健不可撼动的地位，同时也使更多人开始懂得摇滚精神。就像张楚未在大陆发表的专辑名称一样，在那个年代，每个摇滚人都怀有“一颗不肯媚俗的心”，而那些音乐也都是大家兴之所至、油然而生的心声。

　　在崔健开始摇旗呐喊之后，一大批摇滚歌手和乐队开始满怀抱负地加入这次摇滚乐的“长征”中。其中，黑豹乐队的唱片创造了中国摇滚乐的一次最大的唱片销量奇迹,而那张极具流行气质的摇滚专辑也在日后影响了许多乐队和听众，成了一次摇滚乐的大流行和大普及。

　　崔健的影响力至今仍未消失。一名歌迷在2008年听了崔健的演唱会后说，“当我听到崔健唱《一块红布》的时候，我已经泪流满面了，这是我第一次在演唱会上流泪。

　　崔健凭借什么击中了我们的内心，是我们过于软弱，还是过于坚硬，统统的一切，在那一刻都起不到作用了。“在这次演唱会上，去看崔健的，有姜文、邵晓黎，还有久未露面的两位摇滚王子窦唯、张楚，还有《青红》的导演王小帅、《孔雀》的导演顾长卫、《盲井》的导演李杨，《大电影2》的编剧汪海林、《鹿鼎记》的编剧郎雪枫，还有记者柴静，而新民谣歌手洪启和青年导演袁刚都没买到票，连黄牛票都买不到了。

　　一位现场的观众说，“崔健的存在给我们提供的绝不是怀旧，而是告诉我们，我们要继续前进！为了音乐的理想，为了人生的理想，我们需要更多的勇气。”□本报记者贾维北京报道

　　■新观察

　　崔健给了中国一种声音

　　美学家高尔泰曾经说：“也许崔健和他的摇滚乐是中国唯一可以启蒙的文化形式。”崔健的摇滚乐对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城市青年精神层面的影响与启蒙确实振聋发聩。

　　自此，他们开始懂得，原来我也可以站在“我”的个人立场，而非以“我们”的集体面目来说话、抱怨、谩骂，抑或歌颂。摇滚乐所代表的几个基本点：年轻、对抗、诚恳、大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那几年的崔健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挽起的那条大名鼎鼎的裤管，不忍卒睹的发型，以及在天安门广场端着吉他撒野的影像，已具备那个年代青年反叛的符号意义。以至于王朔说，“我第一次听《一块红布》都快哭了。写得透！”

　　崔健之能够打动一代青年，应该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在上世纪80年代，启蒙是思想界的最大追求，理想主义是青年的行动指南，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显性隐性地对抗。崔健连珠炮一样咄咄逼人的语速和他刻薄的语言天分令他的歌曲如此新鲜过瘾，对那几年里无法从晚会歌曲中拔身而出的广大文艺青年自然是一种刺激。

　　所以，学者赵勇准确地剖析道，“崔健摇滚的反抗冲动实际上源于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暗中对峙和较量。

　　当摇滚背上“精神污染”的成员、“自由化”的代表、“和平演变”的先锋之类的恶名时，摇滚在这种刺激的兴奋中不仅具有了反抗的对象，而且也仿佛拥有了反抗的悲壮。“

　　摇滚乐属于流行文化，流行文化的发展昌盛自有其规则，媒体宣传和市场经营，至少要靠住一点。崔健在媒体宣传这一块不是一般的强悍，有理由判断，中国摇滚乐在中国主流媒体中占据的一切版面里，他老人家至少占去了一半，并愈演愈烈。为何如此？因为当初被他影响的那些毛头文艺青年现在都成长为主流话语权的占有者，逐渐麻痹的中年精神生活要靠对青葱岁月时理想主义的追忆来给养，崔健正是这么一枚瞌睡时递来的枕头。

　　中国摇滚在90年代中期确实红火过一阵，以唐朝、黑豹、魔岩三杰为代表，1994年香港红馆的摇滚势力张扬为巅峰事件。滚石撤出之后，中国摇滚几乎立刻就从主流视线中隐遁而去，从一家家本扯出理想主义大旗的小摇滚公司到最后秦琼卖马，不是倒了就是变成克扣摇滚乐手银两的行家。

　　时代已经变了，精英与主流与大众在市场面前终于泾渭合流，妥协与合谋让以反抗为标志的摇滚精神死无葬身之地。摇滚开始商业，摇滚开始沦落，摇滚开始衰败，有人说中国摇滚乐已经玩完，有人说中国摇滚乐前景无限，但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摇滚乐是个赔钱的买卖，包括一茬又一茬，那些穷到脸色发青依旧死磕的青年，他们心里也清楚得很———那种激励、怂恿、软硬兼施地逼着他们投身这赔钱买卖的少年心气，或才是摇滚乐永不会断掉的命根。

　　□杨波

一日三十年--5月9日

　　●1983年我国加入《南极条约》

　　●1986年崔健在“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上，首演《一无所有》

　　●1987年黑龙江发生特大森林火灾40万人无家可归

　　●1993年江泽民在经济工作会议上，要求解决深层次经济问题

　　●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正式施行

　　●2003年国务院公布施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温故知新

　　看表演喝倒彩曾司空见惯

　　5月8日晚，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三海潮———大型霹雳舞、通俗歌曲演唱会”。在剧场的后排，一些男女旁若无人地搂搂抱抱，并对提出异议的观众出言不逊。靠近通道的座位上，有人脱鞋，把双脚架在护栏上。

　　靠近舞台的前排座位，聚集着一群肆无忌惮的“呐喊者”。他们不停地吹尖哨。在一些演员演唱时，他们时而大肆起哄、喝倒彩：“下去！下去”，甚至放肆地对演员谩骂。

　　当记者提醒场内的一位值勤民警维持秩序时，他竟背着手不耐烦地反问：“你哪儿的？！”

　　在北京的其他演出场所（如首都体育馆），每当举办通俗歌曲演唱会时，此类起哄、喝倒彩之事也已司空见惯。

　　一位观念气愤地说，随着文艺体制的改革，各类演出会越来越多，但这样的剧场我们没法进。

　　那时流行

　　上海滩

　　流行时间：上世纪80年代

　　流行指数：★★★★★

　　《上海滩》拍摄于1980年。本剧是香港历史上最成功的剧集之一，不仅在香港极受欢迎，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座城市播放时都造成万人空巷的盛况。

　　据有关资料显示，该剧当年在香港播出以后，不仅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还带出了一股拍摄民国剧热潮。在全国不少地方，男生纷纷做“许文强”状，围起了白围巾；女生统统向“冯程程”看齐，梳起了两条小辫儿。

　　《上海滩》的成功也获得了相应的荣誉。1990年，香港评选20世纪80年代的十大电视剧集，《上海滩》荣登榜首。2000年，马来西亚传媒界组织的20世纪华语电视剧百强评选，《上海滩》再登百强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