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129期「1979年6月返城知青在北京前门搭起第一家大碗茶茶摊，1978年大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返城」

^{创建初期的青年茶社茶棚，许多顾客坐在那里喝大碗茶。资料图片}

^{1982年，靠卖大碗茶起家的大栅栏青年综合服务社，为了方便群众，仍然保持卖大碗茶的传统。新华社资料图片}

　　“大碗茶，二分钱一碗，不好喝，不要钱。”1979年6月，北京前门月亮湾，一处低矮的木棚里，27岁的返城知青王秀辰高声吆喝着，与她一起的是20多名从大栅栏街道办“派来”的待业青年。

　　“一开始没想过卖茶水，更没想过卖茶水会有什么前途，那年月，我们这些人需要活着，就得有份营生。”如今已是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副总经理的王秀辰，提起往事不禁感慨。

　　“文革”期间，全国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400万人。

　　1978年，大量知青开始返城，迎接他们的是不一样的生活。

　　知青返城后，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

　　1966年，《人民日报》发表党中央的最高指示，要求“知识青年应该到广阔的农村去，要上山下乡”，千百万年轻的初高中毕业生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被送到各地的农村从事“光荣的劳动”。

　　3年后，17岁的初中毕业生王秀辰成了“热血青年”中的一员，河北高碑店的一个小村，成了她的落脚点。

　　“那时候很瘦，而且从来没有做农活的经验，实在干不动，”王秀辰回忆，“在那里心情不舒畅，因为心里头老不认同，生活特别单调。”

　　1977年，“下乡”8年的王秀辰通过一个亲戚的关系，在当地医院办了一个假的病退，当年6月，终于如愿回到北京大栅栏的老家。

　　可是，在王秀辰的眼中，北京变陌生了，“当时觉得比别人矮半截，离开北京前的玩伴都有了正式工作，组建了新的家庭，可自己20多岁了还什么都没有”。

　　待业在家的日子，王秀辰每天都做很多家务，尽量不去想找工作的事情，也不再去找曾经的好友。

　　“很理解她的心态，在农村漂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回城了，急于获得一种安稳的生活。而稳定生活的前提就是一份稳定的工作。什么工作最稳定，当然是国家的职工。”王秀辰后来的同事王建辉说。

　　在王秀辰看来，成为一名国营工厂的职工是当时所有待业青年的理想，可是机会太难得了，“工厂的招工指标太少，一个指标有几十、数百人在抢，有关系有门路的才能拿到，而且还要排队。”

　　街道办院子里，站满找工作的人

　　其实，回城后苦闷的，不止是王秀辰一个人。

　　1978年，中央调整政策，改变了“文革”中要求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做法，允许中学毕业生留在城市升学和就业，同时放松了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因病、因家庭困难返回城市的限制（当时称为病退、困退）。

　　作家梁晓声把当时知青返城称为“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了知青返城惊心动魄的场景：“知识青年大返城的飓风，短短几周内，遍扫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某些师团的知识青年，已经十走八九。百万知识青年的返城大军，犹如钱塘江潮，势不可挡。一半师、团、连队，陷于混乱状态。”

　　这一年，40万的就业大军涌回了京城，一个新的名词“待业青年”悄然诞生。

　　但他们回城的欣喜很快被现实的严峻所淹没：北京市1979年调查了10个区7万多名待业青年的情况，其中，家庭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的有7000多个，约占10%.

　　“工厂根本安置不了这么多人，当时没有实行合同制，工人都是终身制，父亲退休了，子女可以自动顶上去，一个工厂根本腾不出指标来安置这些待业青年。”如今74岁的齐宾，曾是大栅栏街道办知青科的科长，当时她主要管着知青返城的档案管理与工作安置，“当时来街道办申请工作安置的人，站满了整个院子”。

　　齐宾说，许多知青把美好的青春都交给了各地的农场，千方百计回到城市以后，发现其他同龄人工作、住房什么都有了，而自己是一无所有，心理很难平衡，给当时的社会治安也带来了隐患。“有一个30多岁的返城知青找到我，说如果再找不到工作，他要么自杀要么就去犯法了。”这种情况，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针对回城知青的安置问题提出：要扶助城市安排知识青年就业。国务院知青办很快提出了具体落实措施：将每年的3亿多元知青工作经费，由主要用于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转而逐步用于安置知青返城就业问题。

　　“政府的意见是，能安排工作的要安排工作，没有永久的工作就找临时的，没有临时的就带着这些人自谋生路。”齐宾称，街道办的任务很重，政府拨付的经费很少，当时区里要求他们必须设法解决辖区的待业青年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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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黄玉浩 实习生朱柳笛北京报道